作为灭亡最快的朝代之一,西秦亡国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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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政权是十六国时期鲜卑乞伏部在陇西地区所建政权，以今兰州市城关区、西固区、榆中县和临夏市一带为中心，经历四帝四十七年，属于十六国政权中存在年限较久者。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定亘古不衰，兴盛和亡国都是会必然存在的，而西秦亡国过程却极为迅速，西秦末期的政治状况，根据《魏书·乞伏国仁传》记载：“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人思乱矣。”

在外交上的犹疑不定、内政混乱、军事失败中迅速丧失威望和人心，走向社稷倾覆。这与乞伏暮末时期治国策略关系密切，更有时代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

01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治国策略因素

西秦迅速亡国，原因可追溯至乞伏炽磐统治后期，此时西秦已占有整个陇右，击灭南凉，威服吐谷浑，有进一步进攻河西意图和实力，国力达到鼎盛。

但在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中，西秦薄弱的经济基础与连年战争消耗之间，相对不占优势的国力与同时面对多个军事对手之间，游牧掠夺经济的缺陷与农业生产的未能大规模振兴之间，矛盾逐渐暴露，加之吐谷浑、北凉等强敌振兴等外部原因，终于走向内外交困。

国势由盛转衰之中，军事失败是最直接原因。西秦政权凭借军事实力开国、立国、兴国、卫国，内政外交各种政策措施都与军事活动关联密切。

随着统治者的腐化和外部环境变化，不能及时减少军事开拓活动，将统治重心从开疆拓土转向治国理政，及时处理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必然带来西秦政权内政外交的全面衰落。

这与晋安帝义熙四年，国力已经衰弱的南凉王秃发傉檀进攻唾契汗、乙弗部而被西秦趁机吞并之前，其邯川护军孟恺对局势的判断非常类似。

西秦的灭亡，同样是穷兵黩武与内忧外患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经济策略来看，西秦政权以战养战的掠夺式经济和实腹虚边的发展模式，始终未得到调整和改变，依靠频繁战争补充人口充实核心区域的策略。

在对外军事活动连续失败，疆域缩减的情况下已经难以维持，重视金城、枹罕一带腹心地区发展而轻视边疆，导致西秦后期对境内羌族百姓叛乱的镇压无力、连续失败。

战争、移民、掠夺这些经济措施均受阻碍，加上农业基础薄弱，以及自然灾害，西秦的经济体系在乞伏暮末时期已经走到崩溃边缘。

02内政紊乱经济衰退带来外交的失策

西秦基础条件和综合实力远远不如关陇政权，其频繁的军事活动高度依赖外部时机，与西秦内部矛盾逐渐多发伴随的，却是周边政权的强大和振兴，当北凉、吐谷浑、赫连夏几乎同时开始蚕食陇西，乞伏氏的军事、外交活动立即陷入困境。

军事行动的多次失利又带来外交上的对手增加、盟友减少。乞伏暮末即位之初，送还之前俘虏的沮渠成都归北凉，结好沮渠蒙逊，但北凉当年即出兵攻西秦，此后双方战争长期持续，引发此后西秦内部官吏叛乱降敌。

而且乞伏暮末还葬送了停战休整的一次良机，“西王蒙逊遣使送谷三十万斛以赎世子兴国于秦，秦王暮末不许。”

外交上强敌多、盟友少，亡国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西秦政权末期的困局，也源于统治者治理能力和凝聚力的丧失，这是治国策略出现危机和在执行阶段更加恶化的前提。

乞伏氏统治者在立国数十年后，统治者生活逐渐腐化、内部矛盾逐渐加剧，佞佛风气盛行，反映了西秦贵族阶层的转变。

统治者的腐朽堕落、相互杀戮，必然导致与官僚体系、底层民众关系上的离心离德，也必然难行善政、难纳善议，走向政权的分崩离析。

最高统治者乞伏暮末的执政能力和所作所为也促使统治阶层离心离德，尤其是改变了倚重汉族官吏的治国方略。

他在官员任用上依靠乞伏王族较多，对叛乱者进行大规模诛戮。

还曾因为微小的私怨杀害西秦陇西尚书辛进五族二十七人，与汉族豪强逐渐决裂，在文化政策和官吏任用上都违背了立国传统，在乞伏氏内部和统治阶层中都不断树敌。

结怨于巨室，加剧民族、阶级、统治者内部各种矛盾，在执政策略的参谋、制定、推行、落实各个层面都动摇了统治基础。

03西秦政权被吞并的直接原因

总体来看，西秦政权被赫连夏吞并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内部，可以说不亡于外而亡于内，西秦维系对境内各族势力统治的主要手段，始终是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非经济、文化上的凝聚力。

当统治者无法以改善生产方式、促进地方生产力的进步实现政权发展，反而在掠夺经济和战争活动中逐渐将物质积累消耗殆尽，一旦伴随军事活动失败，内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迅速爆发，统治政策上又做不出重大调整，其灭亡也就有了历史必然性。

从能够令西秦及十六国其它短命政权。获得延续的可能性治国策略来看，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对传统立国策略加以调整，在外交、官员任命、民族政策方面继续采取灵活、宽容方式，继续吸收汉族士人参政，加强民族融合，调整阶级矛盾，做到为政不无故开罪巨室、作战不四面受敌。

二、应当随着封建化进程，在刑法政策上、礼仪制度上积极变革，适应新的形势，处理部落联盟阶段遗留下的僵化旧体制，革除游牧遗风，对统治区域内的人心加以有效约束。

三、必须在经济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改变以战养战的掠夺经济，走向均田制、府兵制一类更适应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的更好协调兵农的经济生产模式。

十六国政权显然都不能产生如此深刻、彻底的变革，这便是时代的局限。

04西秦覆亡的历史启示

从时代看，西秦政权存在于前秦和北魏对北方的两次统一之间，前一次统一，是形式上的、不稳固的，军事强制的，后一次统一，则是由民族、文化、经济诸多方面因素促成，产生了隋唐大一统的前奏。

西秦和同时期的许多政权，恰好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其兴盛和衰落都是历史、社会发展的结果。

尽管统治者的个人才能等人为因素会在其中增加许多偶然现象，但当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已经开始冲击政权林立的分裂局面，统一也就是大势所趋。

在西秦政权兴灭前后，前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北魏迭兴，强大时均能以数十万少数民族军队主导北方政局，占据中原、燕赵的发达地域，以居天下正朔身份在武力开疆拓土同时修饰礼乐、礼儒敬佛、劝客农桑，力图凭借文治武功创业垂统。

最终却只有汉化最彻底的北魏跳出“胡无百年之运”的循环，结束十六国乱局，让北方重归统一，其他政权存在时间多数还不及相对弱小的西秦，将西秦置于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环境观察，其出现和消失的历史共性和偶然性也就非常明显。

首先令人注意的是，西秦和这些政权均是不亡于创业而失败于守成，创业可以凭借游牧民族强大的武力，守成则必须依靠成熟的政策、充足的人才来缓和民族与阶级矛盾，必须对赖以立国的武力加以约束，还得保证几代统治者均是有为之君。

在十六国政权中，即使苻坚、慕容垂这样的雄主也不能完全做到内政高效有序、善除政权内忧外患，与南方的东晋相比较，政权力量强大却缺少凝聚力和持久性。

最终不是亡于穷兵黩武就是败于内部争权，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宿命，正如胡三省评价前秦君主苻坚的失败时，引用荀子“兼并易也，坚凝之难”八个字，概括了十六国政权内政策略上的缺陷。

尽管这些政权重视学习汉族文化和吸收汉族士人来修正自身弱点，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最显著的成效却不是一时可见，而要等到数十年后的北魏来收获。

历史时机、地缘环境、统治者个人才能等则是影响这些政权运命长短的偶然因素，对西秦政权来说，是国力的薄弱、人口的稀少和四面受敌的地理位置，这些客观因素制约其发展规模又决定了其发展方式，偶然之中又孕育着必然的发展结果。

可以说，十六国时期政权林立前后相继的混乱局面，本身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偶然、过渡的阶段，是西晋短暂统一和纲常紊乱引起的民族剧烈，冲突之下的融合。

西秦这样的地方割据政权，只有依靠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和治理区域内经济落后、封闭到自成体系才能够产生，更依赖游牧民族未完全农耕化之前，简陋的政体组织和灵活的军事体系才能够延续。

文化上，魏晋以来，崇尚正统倡导名分的儒家思想影响力严重削弱，也使十六国时期林立的民族政权足以不被北方累代经学的世家大族排斥，使他们愿意与异族统治者合作治国理政。

当以上这些条件逐一改变，当社会、文化经过战乱、分裂冲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这些过渡政权的历史使命也就即将结束，陇西鲜卑和西秦政权。

05结语

总之，这些不过是历史、社会治乱交替历程中的一个插曲，是陇西地区曲折前进发展道路的产物，以其对地方的开发和建设，推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经济复苏之后政治统一的历史走向。

这一历史时期，史书所载地方州郡级别变乱不计其数，与北方十六国的兴亡相继同时，南方的东晋政权也经历了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对政权的历次冲击，于强藩面前王权衰微几如东周，终于被刘宋取代。

可见无论南北，分裂要素都曾经大于统一要素，南北政权都曾经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无力甚至遭受反噬，只有当整个国家混乱衰弱到崩溃边缘，强大的民族、藩镇之间的武力角逐到了尾声。

阻碍统一维持分裂的因素消亡殆尽，或起自民间、或来自塞外的新生势力强大起来除旧布新。

用全新的制度和复兴的文化在人才、武力等方面改变政权核心与地方区域的不稳定归属关系，才能为一轮治乱循环收尾，开启历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