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保留俘虏3大基本人身权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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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基本人身权利的保留

魏晋时期诸雄逐鹿，争霸和兼并战争频仍，尤以三国时期为最。争霸双方、多方交战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而非视对方为仇雠。在这种情况下俘获俘虏，通常会选择实际上对己方最有利的处置方式。

将俘虏收编，可以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将部分俘虏赦免放还，可以传扬仁慈的名声；异地迁徙安置俘虏，不仅可以减少隐患，还可以均衡各地劳动力，借劳动力发展经济。

这种保留俘虏基本人身权利的处置方式，在魏晋时期有所发展。

一、收编充军

魏晋时期连年战乱，各方兵力紧缺。《中国历代战争史》中总结，“三国时代之兵源，大概征、募、降并用，此外又有外族兵。”

其中“降”正是三国时期重要的兵源之一。在没有不可化解的仇恨的前提下，俘获士兵后，将他们打散收编，不仅能扩充兵力，壮大军队，还能获取爱惜人力的美名。

汉献帝初平年间，曹操击溃青州黄巾军，收编其精锐为己用，号称青州兵，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样的情况常见于史书。

建安五年（），曹操率兵东征，大败刘备，曹操把刘备的人马收编，还抓了刘备的夫人孩子，擒获了关羽，带回许都（今河南许昌）。

建安十八年（）刘璋派遣部下李严到绵竹督战，指挥各路军队攻打刘备。晋元帝太兴三年（），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派湘州刺史甘卓走马梁州上任，湘州刺史的位置空悬。

由于湘州临近荆州，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王敦趁机上书请求让他的心腹陈颁接任。元帝担心王敦势大，驳回他的请求，并派遣司马承接任湘州刺史。

王敦上表表示忠心，却适得其反，使元帝更为忌惮。太兴四年，元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

扬州奴也就是中州遭战乱被俘获而分配到扬州的奴隶，元帝下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这些俘虏就在此被收编充军。

二、赦免释放

在魏晋征战不休的背景下，能够将俘虏赦免释放无疑代表了战胜方将领的仁慈和宽宏。这种处置方式可以博得仁慈之师的美名，吸引更多的人才，可以算是一种“千金买马骨”的做法。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与曹仁之战中俘获了于禁及其率领的三万步兵、骑兵。后来孙权派遣吕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举城投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吕蒙安抚在江陵的年老体弱者，并将关羽囚禁的于禁释放。

魏明帝景初年间，司马懿与自立为燕王的公孙渊的襄平之战后，下令“古之伐国，诛其鲸鲵而已，诸为文懿所诖误者，皆原之。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认为按照古例，讨伐反叛时杀其顽固凶恶的人就罢了。

赦免襄平之战中公孙渊所连累的人。中原人有想回中原的就让他们回去。晋怀帝永嘉年间，一群强盗从长安东下，所过之处大肆掳掠，李矩派部将击败他们，俘获得盗贼抢来的一千多位妇女。

李矩的部下都认为这些人不是李矩管辖区域的人，想将她们留下。李矩说：“俱是国家臣妾，焉有此彼此！”

于是把这些妇女全部遣散放还。是否要释放俘虏，如何释放，释放后如何管辖，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战争形势有关。

一般情况下，衡量这些问题的准则是利益最优。

三、迁徙安置

有的俘虏被释放后返回原籍，有的俘虏要考虑如何安置。

为了防止战败的俘虏再次聚众起事，有的会将俘虏打散迁徙至治下各地，久而久之他们受到当地的影响，敌我观念上会有所转变；还有的将俘虏迁徙至本国管辖地区，作为劳动力发展当地经济。

有人建议将驰援司马诞的孙吴军士悉数坑杀，但司马昭认为不可。

为了安抚孙吴民心，除了元恶，他将其余的东吴军士全部赦免，又担心他们返回江南作乱，就迁徙到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今山西、河南交界一带）安置，安抚民众，彰显其仁慈宽宏，以收拢民心。

魏明帝太和元年（），投降曹魏的蜀将孟达据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反叛，发挥城池三面围水的优势，在城外加木栅防守。

司马懿渡水而至，攻破栅栏，直逼上庸城下。围城六天后孟达的外甥和属下都开城门投降，于是司马懿斩杀孟达，将他的首级传送至洛阳，并俘获一万余名俘虏，才班师回宛（今河南南阳）。

后来“又徙孟达余众七千余家于幽州”，将俘虏异地迁徙。晋武帝太康元年（）江陵之战中，杜预在攻克江陵之后，凭借军威，将俘获的将士和屯田戍守之家迁徙至长江之北，以充实江北户口。

晋灭吴之战后，晋武帝将孙吴战亡将领的家属迁徙到寿阳（今山西晋中），并承诺将士渡江而来的免十年租税，百姓和手工业者渡江而来的免二十年租税。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春，司马曜下诏赦免俘虏，赏赐财货，并对他们进行迁徙安置。西秦宣烈王更始二年（），乞伏乾归攻克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南安（今四川剑阁县）、陇西（今甘肃陇西县东南）三郡。

将其中二万五千户人家迁徙至西秦都城苑川（今甘肃榆中县）、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南），这样大批的迁徙安置俘虏不仅便于监管，还可以增加西秦的人口及赋税，繁荣其经济。

俘虏中也有着有才能的人，有资金的人，有兵力的人，还有诚心依附的人……

战胜方任用俘虏中的有识之士，以礼待之，拜官封侯，一方面可以扩大资金优势和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塑造唯才是举、仁义之师的名声，正如司马彪在《战略》中总结的：“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

仁义之名行，则人心汇聚，百姓趣从。

一、纳降封官

曹操素有知人善任的名声，这与他不计前嫌礼遇降将有关。张鲁割据汉中（今陕西汉中、南郑、城固等市县），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曹操亲率大军西征汉中，抵达阳平关（今陕西宁强县西北）。

张鲁有归顺朝廷的意愿，但为了避免被认为是围城被迫称降，于是决定避开曹军，离开阳平关，临行前将其财产都妥善封存好，并没有损毁。

曹操对张鲁的行为深加赞许，认为张鲁本有善意，派人慰问他。后张鲁携其全部家资和家属来降，“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

曹操对他极为优待。张鲁推行五斗米教，在部下和百姓心中的声望和地位很高，曹操封侯张鲁风险小，所获得的利益远比斩杀他要高得多。汉献帝延康年间，吕岱接替步骘为交州刺史。

高凉郡（治恩平县，今广东恩平北）贼寇首领钱博请求投降，吕岱“因承制，以博为高凉西部都尉”。

在建安年间寿春一役中，诸葛诞反，东吴派文钦、唐咨等支援诸葛诞。后唐咨投降，曹魏为安抚吴人，将他封为安远将军，其余副将也都授予军衔职位，吴人心悦诚服。

司马昭与诸葛诞寿春之战中，文钦的儿子文鸯和文虎投降司马昭，有人建议将之斩杀，司马昭并未采纳，反而留用二人，且将二人拜官封侯，极大瓦解了敌方反抗意志，同时彰显了他的仁德。

这些投降后得以拜官封侯的将士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所依仗，或者手握财权，或者深得民心，或者颇有才干。

战胜方无论是为了壮大实力，还是为了安抚民心、招揽人才，吸纳优待是最好的选择。

二、选拔任用

魏晋时期不乏慧眼如炬、目光长远的帝王将相，能够在俘虏中发现可堪一用的人才，不拘一格提拔重用。

魏种被曹操举荐为孝廉，深受曹操信任。汉献帝建安年间兖州叛乱时，曹操曾感叹：“唯魏种且不弃孤也。”

等到曹操听说魏种逃跑时，曹操非常恼怒，发誓不会放过魏种。

直到攻下射犬（今河南博爱县东），生擒魏种后，曹操又怜惜他的才能，替他松绑并继续任用他。晋武帝太康元年，孙皓携棺投降，孙吴归顺晋室。

晋武帝为了促进晋室与孙吴旧国人民的融合，下令“吴之旧望，随才擢叙”，提拔任用了一些吴国素有声名的人。

太康年间，武帝下诏说：“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

诏令南方士人一致称道的这十五人的主管部门量才任用，其中陆喜在这次起用中被任命为散骑常侍。

晋室和北方割据政权都有在俘虏中拔擢人才的做法，北方割据政权中最终被任用至高官的较少。刘殷博通经史，在永嘉之乱后被刘聪所俘，“聪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

刘群、卢谌和崔悦有才名，石虎灭辽西后，他们沦落至胡人之手。石虎对他们礼遇有加，任命刘群为中书令。石勒和石虎俘获的公卿士人，被拔擢任命、位至高官的也只有“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傅畅及群、悦、谌等十余人而已”。

对于俘虏的不同处置方式取决于对战双方的政治关系、经济状况、声望民心，也会被将领个人情况、俘虏的特殊情况所影响。

左右最终处置方式最大的因素无疑是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军事上的，也可以是名誉上的，还可以是情感上的。战胜方更偏向于选择获取利益最多的方式。